中新健康丨国家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医学中心建设取得系列成果

　　[27] 具体事例分析可以参见王旭：《行政区划变更的宪法模式与宪法上例外状态之处理》，载胡锦光主编：《2010年中国十大宪法事例分析》，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

关于国家目标规定的定义常被引用的还有专家委员会[Sachverstndigenkommision]1983年在国家目标规定，立法委托报告书中的定义，请参考Bericht der Sachverstaendigenkommision Staatszielbestimmung/Gesetzgebungsauftrge von 1983,S.21。或者说，文化宪法要明确表明要求用何种结构去维护共同的价值和生活态度，即藉由规范而调整、巩固特定的结构以厘清部门的主要社会功能以及以何种角色分配方式来承担该项功能，因而宪法规范就不仅具有效力意义还具有结构法的性格，使得整个宪法规范体系更准确的对应所规范的社会。

德国基本法为国家在文化事务上干预的防御权以及地方对于文化事务的主要的管辖权作出了基本的宪法设定，文化的宪法目标条款则可能会对州所拥有的文化权能产生巨大的吸取作用[Sogwirkung]。以宪法国家目标条款为内涵的文化国概念恰好契合了这一需求的政治立场与法律规范的两个面向，而德国的宪法理论与实践经验更是强化了这一认识的普遍意义。[30]其二，国家任务条款意义上特别的文化国条款(Kulturstaatsldauseln)[31]，比如巴伐利亚州宪中规定巴伐利亚是一个法治国、文化国和社会国。具体可参见许育典：《宪法》，元照出版社2008年版，第114页。其三是文化国所代表的立法优先与司法节制的分权模式。

由此亦明确区分了立宪国家中制宪权与立法权间不同权力范畴与功能，以立法行为为首的国家行为在本质上并非是执行宪法的命令。鉴于环境保护和文化保护的近似性(Parallelitt)，基本法中第20a条的环保条款(Umweltschutzartikel)的规范表达方式则被视为是一种特殊文化国条款(besondere Kulturstaatsklausel)的表述模式——这里主要体现为在合宪秩序的范围内附加了法律保留(Gesetzesvorbehalt)的规范内容。黄源盛纂辑：《平政院裁决录存》，自刊行2007年版，第431页。

4．职权主义 在行政诉讼中，大陆法系常采用职权主义，在民事诉讼中则常用当事人主义。[11]6月8日，袁世凯公布《平政院裁决执行条例》（5条）。〔法〕狄骥：《公法的变迁》，郑戈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75页。[59]平政院十四年间审理的案件虽然不多，但撤销、变更被诉行为者分别占24%、22%。

[43] 具体而言：（1）除关税外，课予租税及手续费的案件，（2）关于滞纳租税的处分案件，（3）关于营业许可的拒绝、撤销案件，（4）关于水利土木的案件，（5）关于查定土地属于官有、民有的区分案件。[⑩] 教令第39号，《政府公报》第682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编辑：《政府公报（影印本）》第26册，上海书店1988年版，第2-5页。

[24] 3． 考察中国现实的折衷式 考虑到中国行政与司法的关系，主张单独制定行政诉讼法，由普通法院行使行政审判权，其代表者为张东荪、汪叔贤。对于官民纠纷，必须建立专门制度去解决，必须由具有独立性的专门机构去裁断。参见《约法会议记录》，文海出版社1968年版，第311-312页。中国所以取法日本者，亦因与欧洲各国国情不同。

故平政院之应设置，于事实、于理论均无不合。【关键词】行政诉讼法 平政院 行政诉讼 大陆法系 允许人民状告政府的制度，是立宪国家的必备装置。1913年《行政执行法》模仿日本《行政执行法》而制定，更是推动了行政法制大陆法化的进程。3．审级上的一审终审主义 在审级制度上，采用了一审终审主义。

（一）大陆法系共通的制度设计 《行政诉讼法》规定了不少诉讼的一般制度，例如，起诉期限（第11条）、[34]诉讼代理人（第6-7条）、诉状的内容（第15条）、被告的答辩（第21条）、评事的回避（第27条）、裁决的既判力（第4条）、拘束力（第24条）等。若官署以威嚇或运动使人民畏怯而自请撤销，则行政诉讼之威信不免丧失。

但现实中，平政院行使职权直至1928年底才结束。奥地利1875年行政法院法第3条规定，行政机关自由裁量行使权限时，排除行政法院的审查权，[35]开创了裁量不予审查的立法先河。

两部法律均刊于《东方杂志》1907年第3期，第136-145页。基于行政诉讼制度在行政法中的特别功能，《行政诉讼法》的制定和实施，可谓最终形成了中国行政法制大陆法系化的重要支点。[26] 张东荪：《论普通裁判制度与行政裁判制度》，《庸言》1913年第1卷第15号，第2页。如此明确地列于《行政诉讼法》之中，有助于理顺两种诉讼之间的关系。张生：《中国近代行政法院之沿革》，《行政法学研究》2002年第4期，第84-89页。虽然立法者也会根据本国的实情在各种外国做法之间进行取舍，但在选择时往往选择了当时最先进的制度。

他赞成行政判官与司法判官分职，设置专门的行政裁判所，但在名称上不必从日本行政裁判之名，更不必创立平政之目，而应恢复原名为都察院，以令人知旧制之美，增怀旧之情。该草案共21条，虽然系行政裁判院的组织法，但也有不少行政诉讼的程序规定。

同时考虑中国传统，设计出肃政史、大总统确保裁决执行等独特制度。无论是形式意义上的宪法还是实质意义上的宪法，从清末民初的历史来看，均可以给出上述否定的结论。

参见《参议院代行立法院会议速记录》（第四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宗号39-（4），第2页。平政院不是孙中山命名的可能性也较大。

《行政诉讼法》的制定和实施也成为中国行政法制大陆法系化的重要支点。秋桐（章士钊）：《行政法》，《甲寅杂志》1914年第1卷第3号，第9页。查阅该书所载的裁决，在39份变更判决中，又以法律关系较为明晰的产权类案件（11份）居多。对于究竟采取大陆法系的二元制还是英美法系的一元制，存在着激烈的争论。

[④]《行政裁判院官制草案》的按语指出：[⑤] 谨按：唐有知献纳使，所以申天下之冤滞，达万人之情状，与御史台并列。但在具体的设计上也参考德奥等国做法，选取了受案范围的概括主义等当时世界上较为先进的制度。

[47] 行政诉讼法草案的规定与日本行政裁判法的写法完全一致，即对于平政院（行政裁判所）的裁决不得请求再审，但审查会将其修改为现在的表述，理由是文字较为明了。[62]1928年底，北洋政府时期结束，其行政诉讼法也退出了历史舞台，1932年代之以新的《行政诉讼法》。

1．大陆法系的二元制主张 在这一派主张中，均认为有必要设立不同于普通法院的行政审判机关。7月14日，对三个法案二读审查。

汪大燮的任命令，见该书第43页。即便是今天的德国、日本，在程序上，其国家赔偿诉讼仍遵循民事诉讼程序，在实体上，国家赔偿法是民法的特别法。[?] 参见《宪法起草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录》，李贵连主编：《民国北京政府制宪史料》，线装书局2007年版，第一册，第462-463页。章士钊对此评价道，张君口宗大陆，而迹蹈英美，妙则有之，新则未也。

[21]他还认为，虽然英美主义并非不可采用，但民国各事既已采用日、德、奥制度，唯独在行政诉讼上采用英美的做法，深恐枘凿不容，弊多利少。这一规定为《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10条所继受。

平政院一词首次出现在1912年1月27日南京临时政府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草案）》第14条，即人民得诉讼于法司，求其审判。唯有法律、敕令列举者，方可起诉。

可以委任评定官、嘱托普通法院或者行政机关进行调查。[48] 参见钟赓言：《行政法总论》，朝阳大学法律科讲义1927年版，第257、260页。